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以征实性治学精神推进历史地理学研究，地图史学、地名学与史地要素考辨是该所正在开拓三个特色方向，将在方国瑜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开创的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传承与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注:
① 见陈庆江《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文。
②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页。
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研究的展望
作者简介：
成一农，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至2017年2月，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自2014年开始担任历史地理研究室室主任。
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城市史以及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曾主持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目前正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舆图的整理与研究”。
出版学术著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广舆图>史话》；译著：《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城市形态史——工业革命之前》《近代中国的条约港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表现的实证研究》等。在海内外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发表通俗读物20余篇。
摘 要
以往对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只集中于少量重要的单幅全国总图，缺乏对古籍中地图的关注，由此未能揭示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全貌;通常用于确定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年代的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古籍中的地图，且对地图谱系的分析也是极为困难的;目前全国总图的史料价值并未得到真正的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并不在于图面内容，而在于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以及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 关键词: 全国总图;中国古代地图;舆图;地理认知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学者的努力以及各藏图机构所藏地图的数字化，研究者可以获取的资料日益丰富，由此也促进了地图学史的研究;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开始将古地图作为史料，对某些历史问题展开研究;而且随着J.B.哈利（J.B.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主编的《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丛书的翻译，西方古地图的一些研究方法、视角也开始传入国内，由此逐渐引发了中国古代地图研究领域的变革。在中国古代地图的研究中，最为学者所重视的就是历代绘制的全国总图。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奠基者王庸在研究中用以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发展脉络的，除了“制图六体”“计里画方”等绘图理论和方法之外，主要就是各个时期绘制的全国总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的部分也是如此。此后，受到这两位研究者的影响，不仅中国地图学史的 研究中主要关注的是全国总图，而且在单幅地图的研究中全国总图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对象。
不过，虽然以往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也产生了一些阻碍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问题，且其中一些问题误导了研究的方向，因此当前有必要加以总结和分析。
一、地图学史视角下全国总图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受到近代以来“科学主义”和“线性史观”的影响，再加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因此在以往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研究中并不是对所有的全国总图给予了同等的关注，而只是关注于少量体现了“科学”和“准确”的单幅全国总图，比如《禹迹图》《广舆图》《皇舆全览图》等。不过根据本人的分析，中国古代地图并不具有太多现代意义上“科学”的色彩，从“科学”的视角看待中国古代地图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误解，是用西方近代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地图，从出发点上就是存在问题的。而且绘制技术只是地图研究中的一个方面，以往对于这一方面过多的强调，实际上窄化了我们的研究视角，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弱化对地图绘制技术的关注。
除了那些体现了“科学”和“准确”的全国总图之外，还有一些或被认为绘制精美且存世数量稀少，或体现了中国古代所认知的地理空间的广大的绘本全国总图，如《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等，也是被关注的重点;由于现存的中国古代地图基本是宋代之后的，因此那些刻石于宋代的全国总图，如《华夷图》《九域守令图》等也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还有少量有着某种突出“优点”的古籍或者刻本地图集中的全国总图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因绘制“准确”而长期以来得到推崇的《广舆图》“舆地总图”，此外还有现存时间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
那么问题在于，上述这些地图能否代表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在古籍中存在大量以插图形式出现的全国总图，仅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五套丛书而言，其中收录的清以前的全国总图就达到了500幅左右，这一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目前发现的清之前的各类单幅的全国总图。
其次，以往的研究往往将绘本（印本）地图与古籍中的地图割裂开来，但在中国古代，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典型者如《广舆图》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大明舆地图》之间，石刻《华夷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等。
更为重要的是，一般而言，保存至今的大部分绘本全国总图，都是因时因事而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因此通常流通范围不广，且这类地图绘制成本较高，使得其难以被大量复制，因此绘本全国总图无法代表当时普通人所能看到的全国总图。而古籍中的全国地图，保存至今的大都是刻本书籍中的全国地图，与绘本相比，这些收录 有全国总图的古籍印刷量通常较大，且大都属于士大夫重点关注的经、史类著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士大夫所能看到的全国总图。如以往研究中颇受关注的《大明混一图》，图幅纵386厘米，横456厘米，绘制精美，但很难想像这幅地图能广泛流传。《杨子器跋舆地图》虽然有多个副本或者改绘本存世，在当时可能有着一定流传，但其影响力显然远远不如《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现存的仅对其抄录和改绘的各类地图就达近20种。
再次，以往关注的全国地图，按照地图的性质和内容来看，属于综合、全面地反映绘制地域内的自然要素和人文现象一般特征的“普通地图”，但这些普通地图在存世的全国总图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占据主流的实际上是大量的专题地图，如读经地图、历史地图、风水地图等。虽然以往的研究中也涉及一些专题性的全国地图，如“十五国风”谱系中的某些地图，但大部分研究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对这些专题性全国总图的发展脉络、前后承袭关系以及与其他类别的全国总图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如历史地图集，以往的研究除了宋代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外，通常关注的就是清末绘制的历史地图集，尤其是杨守敬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但在明清时期还存在多套历史地图集，如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沈定之、吴国辅编绘的《今古舆地图》王光鲁所撰《阅史约书》，朱约淳的《阅史津逮》，马骕《绎史》和李锴《尚史》以及汪绂的《戊笈谈兵》，甚至在宋代实际上还有着一套历史地图集，只是这套地图集的原图集已经散佚，只留下散落在各种古籍中的一些零散的地图，具体参见表1。总体而言，专题性全国总图的研究基本属于空白。
最后，仅就以往研究的重点普通全国总图而言，这些研究也忽略了明清时代大量流传的、甚至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一些地图。如以往关于明代后期全国总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和《广舆图》“舆地总图”，但这一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全国普通地图还有另外两个谱系即《大明一统志》“大明一统之图”和《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而以往关于清前中期全国总图的研究，多强调康雍乾大地测量和地图绘制，但当时普遍流传的多为明代后期全国总图的各种改绘本。
因此，以往全国总图的研究实际上并不能展现中国古代全国总图发展的全貌。就具体的研究内容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对图面内容的分析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属于基础性工作，而其中难度最大的也就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地图绘制年代的分析。目前研究中用于判断地图绘制年代的方法，主要是李孝聪教授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出的四种判识方法，即:“利用不同时代中国地方行政建置的变化”“利用中国封建社会盛行的避讳制度”“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借住国外图书馆藏品的原始入藏登录日期来推测城图的时间下限”，其所总结的判识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绝大多数地图也是适用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前三种方法判断出的只是地图所表现的时间，而地图所表现的时间与地图的绘制时间有时并不一致，其中地图所表现的时间只能作为地图绘制时间的上限。此外，由于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地图的特殊性，对于这些地图绘制时间的判断，除了需要运用上述方法之外，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同一部古籍的不同版本中所收录的同一图名的地图，在具体内容上可能并不相同，这极大地增加了判断地图成图年代的复杂性。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杨甲《六经图》中的“十五国风地理图”，很可能与最初的宋本非常近似，甚至是直接来源于宋本的。不过现藏于江西上饶市博物馆的根据杨甲《六经图》刻石的《六经图碑》中的这一地图，图面出现了明初的地理信息，因此很可能是经过后代改绘后刻石的。又如《帝王经世图谱》，该书的《四库全书》本与宋嘉泰本中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四库全书》本既没有标出“三条”“四列”，也没有绘制唐一行的南北“两戒”;州界没有用粗线表示;嘉泰本中的州用圆圈括出，湖泊名也有圆圈括出，在《四库全书》本中则没有;此外，山形符号不同;图幅范围也不同，嘉泰本中向南一直绘制到南越， 《四库全书》本中则止到“敷浅原”，而且敷浅原和彭蠡之间的相对位置，两者表现得也不一样。由此来看，《四库全书》本中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可能是《帝王经世图谱》某一版本中该图丢失后，后人增补的。而且还存在后出的版本对早期版本中的地图进行大规模改绘的情况，如在宋元时期广泛传播的民间日用类书《事林广记》，其根据元泰定二年（1325年）本翻刻的日本元禄十二年（1699年）本中有一幅“华夷一统图”，而元至顺间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元后至元六年（1340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中收录的这一地图的图名都是“大元混一图”，从图面内容来看，“华夷一统图”绘制时代更早，而“大元混一图”则是后来根据“华夷一统图”改绘的。此外还有一些古籍中的地图是在晚期版本中插入的，比如《九边图论》中的“九边图略”。因此，对于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研究时所使用的古籍某一版本中的地图只能代表这一版本中该地图的状态，同时在说明其绘制年代的时候，必须要注明所使用的版本。
第二，不能将收录地图的古籍的成书年代作为地图的绘制年代。由于中国古籍中的地图很多是作者从其他书籍中抄录的，如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宋刻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唐十道图”，就被《修攘通考》《禹贡古今合注》《三才图会》《禹贡汇疏》所抄录，因此古籍的成书年代只能作为地图绘制年代的下限。
第三，存在成书较晚的书籍中的地图反而绘制时间较早的情况，如成书于明代的吴继仕的《七经图》的“十五国风地理图”，其图面所绘行政区皆为宋代，因此其所用地图应当绘制于宋代;而元代的《诗集传附录纂疏》和《诗集传名物钞》元代版本中的“十五国风地理之图”虽然与宋人绘制的“十五国风”地图的图面内容相近，但其上出现了元代的地理信息，因此这一地图是元人在宋代原图的基础上改绘的。
第二个方面，就是对地图谱系或者承袭关系的研究，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禹迹图》《华夷图》《九域守令图》《舆地图》《大明混一图》《杨子器跋舆地图》《广舆图》“舆地总图”，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古代还存在其他专题性的全国总图，而且古籍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普通全国总图，因此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远远未能勾勒出全国总图的“谱系”。
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地图之间某些局部相似性的分析，由于对不同地图之间同一局部是否相似的认识是主观的，且不同学者进行比较时所关注的图面内容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地图之间的承袭关系，不同学者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认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难以判断各种观点之间的对错。如关于宋《舆地图》，青山定雄在《关于栗棘庵所藏舆地图》一文中，经过与其他宋代地图的比较，认为该图可能来源于黄裳的舆地图木图，即《地理图》。 黄盛璋则认为，《舆地图》应该是参考了众多地图绘制而成，如契丹部分，其与《契丹国志》中的《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等皆绘有森林，并且文字注记也大体相同，因此这一部分《舆地图》应当参考了契丹地图。此外，《舆地图》中淮河流域水系的流经形势与《禹迹图》类似，并且存在同样的错误，黄河河道及其支流的绘制上也存在与《禹迹图》的相同之处，因此《舆地图》也应当参考了《禹迹图》。
中国古代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除了少量地图之外，大都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以图面内容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关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中要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除了上文提及的对于相似性的判断是一种主观认知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局部绘制内容的相似性，无法证明两者存在直接联系，因为两者都可能来源于一种当时流行的绘制方式，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只能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不一定就是承袭关系和直接影响。
这是目前地图学史研究中无法克服的问题，对此只能提出一些改进方法，如在研究中应当避免以局部绘制内容上的相似性来确定地图之间的传承关系，而应当以地图绘制的整体框架为主导，即黄河、长河这类贯穿整幅地图的主要河流、海岸线的轮廓等，再辅以一些典型的在其他地图上缺乏的局部特征，如《广舆图》中西北方向上沙漠的画法和两个圆形的湖泊;《历代地理指掌图》中长城的走向以及西北地区河流的绘制方法;《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的长城的走向以及对黄河河源夸张的表现。这样的比较可能在相似性的认知上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即是如此，依然不能解决上文提及的相似性比较带来的问题，因为在整体框架以及一些典型局部特征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甚至在大量细节上都存在相似性的地图之间，即使两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前后顺序，但依然难以难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继承或影响，因为两者之间可能来源于直接的继承，也可能是基于源自共同祖本的两幅不同的地图，因而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基于同样原因，甚至也无法判断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相近的地图之间的继承关系。对于这些地图只能将它们归于共同祖本之下的同一类型中;而对于明确有着共同祖本，且在大量细节上存在差异的地图，则只能归于有着共同祖本的不同类型中。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明代后期的某些地图在摹绘原图时变形较大，再加上对内容存在较大的删改、修补，使得其或与当时盛行的各谱系地图都存在差异，或与多个谱系的地图之间都存在一定的相似处。如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其长城与黄河及河源的绘制，与《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很近似，但图面上补充了大量内容，且在其他细部与“大明一统图”存在大量差异，因此很难断定其是否确实受到《广舆图叙》“大明一统图”的影响。《皇明职方地图》“皇明大一统地图”与喻时的《古今形胜之图》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与《古今形胜之图》相比，“皇明大一统地图”的内容增加了很多，图面比例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河源大为缩小，因此难以判断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直接联系。而且“皇明大一统地图”与万历本的《广舆图》“舆地总图”之间也有着一些相似之处。总体而言，受制于研究方法，对于全国总图谱系的分析，目前大致只能勾勒出整体性的脉络，而对于地图之间具体的传承关系则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
二、作为史料的“全国总图”研究
虽然以往对于“全国总图”的研究取得了颇多成果，但从研究视角来看，基本上集中于地图学史，而缺乏从史料的角度对“全国总图”的研究，这一点也是目前中国古代地图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虽然早已有学者提出将古代地图作为史料对待，但长期以来这一领域并未做出太多的成果，归其原因，可能与中国古代地图的留存状况和绘制方式存在关系。现存的中国古代地图，除了几幅出土于秦汉墓葬的地图之外，都是宋代之后的，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而这一时期也是文献材料极为丰富的时期;同时，根据本人的研究，中国古代的一些地图是基于文字材料绘制的，那么仅仅就地图的图面内容而言，古代地图很难作为史料供研究者得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结论。而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往以地图为史料的少量研究，大都仅仅是将地图作为文字材料的补充，实际上未能发掘出地图自身特有的史料价值。
地图是对古人地理认知的图像表达，这种表达具有直观性，不过由于上文提及的中国古代地图的留存状况和绘制方式，因此就单幅地图的表达内容而言，通过文本材料也是大致可以复原的，虽然有时存在一定难度。与文本相比，地图对于地理认知的表达的优势在于，中国古代的某些专题地图留存较多，时间跨度和地域跨度较大，如果将某一主题的地图放置在一起，就很容易识别出随着时间变化或者地域变化，古人的地理认知变化，相关研究如徐苹芳《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以及本人通过古代城池图复原的中国古代城池中衙署空间布局的演变过程。
就全国总图而言，例如，通过分析这些地图所绘制的疆域范围，可以大致复原出中国古代疆域认知。以往已有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如葛兆光、管彦波等，但已有研究的局限就是只关注那些以往在地图学史研究中所重点强调的绘本或者单幅的全国总图，而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全国总图只是古代绘制的全国总图的一部分，如管彦波《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只使用了13幅宋代的全国总图，但宋代流传至今的全国总图至少应当有22幅（两套历史地理图集分别只算1幅）。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作者的观点存在问题，而是强调，这样的研究是存在风险的。
不仅如此，地图所表达的地理认识本身并不是对地理现象的客观再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这种对地理空间认知和再现的主观性则是任何文本材料都无法展现的。不过，目前国内古地图研究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典型的如李鹏《清末民国中国历史地图编绘与民族国家建构》，但这一视角应当是今后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甚至古地图研究的重点。
三、结 论
虽然目前全国总图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成果，但未能充分挖掘文献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因此以往对于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谱系研究也是不全面的，未能全面地展示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发展脉络，故而形成的某些认识也是 片面的。基于此，今后关于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应该对古籍中作为插图的地图进行详尽梳理。不仅如此，今后其他中国古代地图类型的研究，也应当将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纳入研究的范畴，甚至作为研究的重点，由此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地图的全貌。
当然，对于地图的整理和梳理只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今后关于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应当深入发掘地图所反映的地理认知变化，以及这种地理认知背后的主观性的内容，由此不仅可以深化对中国古代地图的认识，而且才能真正挖掘地图的史料价值，如将中国古代地图作为史料进行疆域认知、“中国”的形成等目前史学的前沿性问题的研究，最终才能将古地图纳入到主流研究的视野中。
（注：为了便于阅读，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6ZDA1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信息来源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5-60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